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从而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从理论上来说，保持经济稳定运行要求在宏观上达成供需均衡状态，这也是各国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偶然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必然的、常态的。
2026年1月3日，2026“购在中国”暨新春消费季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购在中国”系列活动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消费场景三大主题，在全国举办“乐购新春”、精品消费月、国际消费季等专题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图为当日市民、游客在上海一家传统食品销售商店内选购。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关系历经复杂变化，经济政策也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相机抉择，推动了经济总体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我国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总需求持续大于总供给，彼时调控的重点是管理总需求、平抑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1998—2012年左右，受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冲击，内需不足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相应的政策更多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国内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供给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线，供需结构失衡逐步得到矫正。2020年之后，受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影响，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供需关系呈现新变化。
当前，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集中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在消费领域，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在多数年份低于60%；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进一步看，我国居民实物消费水平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太大，真正差距比较大的是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在投资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投资动能减弱，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已低于50%。同时，投资结构仍待优化，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社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的投入不足。
供强需弱不只是总量的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的不适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供强需弱理解为需求不足，还要看到供需适配性不强导致的有效需求潜力挖掘不足。在我国供给体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进程中，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匹配，传统供给冗余与优质供给短缺并存。比如在养老、育幼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数约334万张，与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4.08个，入托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尽管供需失衡是常态，但必须看到，如果供强需弱矛盾持续加剧，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方面的系统性危害。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波动加剧、物价低位运行、发展风险积累，还会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制约经济潜能释放。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内卷式”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甚至陷入发展困境。更重要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展预期不稳，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和创新动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对短期经济回升向好产生影响，还会对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形成制约，影响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涂圣伟文章《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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